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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亟需關注《數字貿易伙伴關系協定(D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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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應對疫情下經濟衰退和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新加坡、智利、新西蘭等三國于2020年6月12日共同簽署《數字貿易伙伴關系協定》(以下簡稱DEPA)。盡管DEPA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CPTPP數字貿易條款,其框架也與“美式模板”較為接近,但其在促進全球數字貿易發展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它既反映了以智利為代表的發達小國不甘受傳統數字貿易大國擺布、意欲掌握數字貿易規則制定主導權的雄心,其平臺的開放性以及內容的高標準化也將吸引以美國為代表的其他國家加入。

  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已“看上了”DEPA,意欲借DEPA之“殼”,塑造整個亞太地區的數字貿易規則,繼續“ABC戰略”(Anyone is OK,but China),將中國排除在外,上演當年“TPP”一幕。2021年7月15日,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布題為《數字經濟伙伴協定與TPP的返回路徑》的報告,不但肯定了上述觀點,且力促美國政府抓緊行動,使DEPA成為美國亞太地區經濟戰略的核心,再加上美國在區域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方面的舉措,使美國重新掌握亞太地區經貿博弈的主導地位,并建議美國將行動的時間點選在拜登2021年11月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年度峰會之時——由此引發各方對DEPA的關注。

  一、DEPA的特點及其與“中式模板”的對比

  DEPA是數字貿易領域最早的單獨協定,旨在加強各國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合作,并探索數字貿易新領域,如數字身份、電子支付和人工智能等。與傳統數字貿易規則相比,DEPA的特點如下:一是DEPA采用模塊化框架,極具開放性。DEPA強調圍繞當前和未來成員之間的原則建立共識,未來的成員不需要加入所有模塊;二是DEPA關注政府間合作以促進數字貿易發展,具有創新性和時代性。DEPA文本涵蓋了一系列新興的數字貿易問題和主題,涉及當前數字貿易領域幾乎所有方面;三是DEPA強調圍繞非約束原則建立共識,靈活性較大。DEPA雖然與CPTPP數字貿易章相似度最高,但仍有較多例外條款,并沒有完全倒向“美式模板”。

  與DEPA相比,早期的中式模板主要包含關稅、透明度、國內監管框架、國際監管合作、電子認證和數字證書、無紙化貿易、網絡消費者保護、在線數據保護、貿易便利化等傳統議題,且在爭端解決中普遍不包含電子商務章,由此也削弱了承諾的可執行性。2020年1月簽署的《中國香港—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中突破性地加入了計算機設備的位置、源代碼處理等承諾,并對金融服務計算設施進行了單獨的規制,但這仍未達到DEPA相關內容所承諾的開放程度。RCEP包含了專門的電子商務章節,這也是中國首次原則上同意和接受對數據流動和本地化具有約束力的規則。但相比DEPA,RCEP將“必要性下的合法政策公共目標”以及“基本安全利益”作為計算設施本地化等規則的例外,強調締約方如果以合法公共政策目標來限制流動,其他國家不可提出異議,DEPA中的締約方如果以公共目標限制流動,其他締約方若不認同即可上訴。此外,與DEPA和美式模板相比,中式模板更強調各國政府有權為維護國家和公共安全實施必要的監管措施,同時需考慮各國數字貿易發展階段的差異,制定循序漸進的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目標。

  二、DEPA對全球數字貿易格局的影響

  從短期看,DEPA對全球數字貿易格局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首先,DEPA的簽署是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有利回應,有利于疫情下經濟的恢復。DEPA的簽署將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的加入對全球數字市場的規范性做出調整,并將為該市場的安全性提供制度保障。其次,數字鴻溝可能進一步加大,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存在挑戰。DEPA繼承了CPTPP、USMCA中數字條款的絕大部分內容,是數字“美式模板”的“更新換代”,符合絕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利益。由于不具備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存在潛在的數據安全風險。最后,DEPA為其他經貿協定提供了“樣板”,將影響其他協定的談判進程。與其他規則相比,DEPA的內容更全面,規定也更細致,DEPA可被視為現階段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高標準樣板,在短期內對其他經貿協定產生一定的示范和調整效應。

  從長期看,DEPA對全球數字貿易格局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方面,DEPA為全球數字治理難題的破解提供了新思路,將對全球數字治理產生深遠影響。當前,全球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相較快速發展的數字貿易明顯落后,包括數字鴻溝、數據倫理、網絡安全等社會經濟安全問題日益突出。作為全球第一部數字貿易協定,DEPA在數字管理上的相關規定更為先進,包括建立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框架、電子商務領域實行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設定網絡安全條款等。上述規則的設定不但兼顧了數字發展和數字安全的復雜性,也緩解了日益嚴重的全球數字治理“碎片化”問題。另一方面,DEPA將推動各國在數字領域的廣泛合作,或將促進多邊數字貿易規則的形成。在國際數字貿易規則領域的競爭中,“美式模板”“歐式模板”與“中式模板”三足鼎立、各成一體,這種規則“聯盟化”的趨勢使得全球數字貿易分裂的局面漸趨形成。開放性是DEPA最大的特點,其模塊化的加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數字貿易大國的規則壟斷,并正吸引其他國家的加入,而該協定的靈活性及缺乏報復性的措施也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積極開放的承諾——從這個意義上來講,DEPA未來或將為各國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合作提供堅實平臺,或將促進多邊數字貿易規則的形成。

  三、DEPA影響下中國的應對策略

  從對外層面看,要繼續深化對外開放,維護并參與制定多邊數字貿易規則。首先,推進自貿協定中數字貿易規則的完善與落實,持續擴大數字貿易領域“朋友圈”。從影響范圍來看,DEPA將對整個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的數字貿易規則體系產生較大影響。隨著更多國家的加入,該協定勢必對中國參與在內的重要區域合作機制進行調整,特別是美國的加入將會在較大程度上損害中國的利益。為應對上述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中國以借鑒DEPA等高標準內容條款,升級已簽署的自貿協定,亦應尋找時機加入CPTPP、DEPA等高標準貿易協定,加強與各發達國家對話,突破相關數字壁壘。由此可以起到反制美國等國孤立中國的作用,并有助于中國企業拓展海外業務。其次,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合作和治理體系建設,進一步爭取規則話語權。從發展的視角看,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對數字貿易發展的利益訴求基本相似,由此也更容易在數字貿易規則上協商一致。因此,中國應率先與“一帶一路”國家進行談判,建立符合各方利益訴求的數字貿易合作機制以及爭端解決機制。最后,借鑒DEPA相關條款,維護并推進WTO多邊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DEPA作為當前最有研究價值的數字貿易協定,其在很多方面值得WTO多邊數字貿易規則學習并借鑒,中國應維護并推進其制定。

  從對內層面看,對標DEPA條款,倒逼國內的數字貿易改革。其一,對標國際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推進自貿試驗區建設。雖然中國擁有超大規模數字市場,但在數據跨境流動等數字貿易關鍵領域卻并不成熟。可考慮對標DEPA等國際高標準貿易規則,在自貿試驗區率先開展跨境數據自由流動的先行先試。其二,借鑒DEPA數字經濟創新條款,提升中國數字貿易治理水平。在保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將政府數據開放納入公共治理體系,以此為基礎促進中小企業開發數字新產品和服務。其三,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數字技術領域的突破。如增強對基礎理論、算法等弱勢基礎技術的投入力度,加快開源軟件的研發進度;積極在數字貿易領域引進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提升政府及企業對數字風險的識別能力和管理能力;鼓勵高校開設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專業;鼓勵企業與政府加強該領域的貫通基礎研究;設定優惠政策引進國外優秀人才等。

  課題信息: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國際經濟規則重建的理論邏輯及中國的戰略選擇》(課題編號:19ZDA05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王瑛(1979—),女,寧夏銀川人,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研究。李舒婷(1996—),女,山西呂梁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研究。張劭鵬(1998—),男,河北邢臺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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